我只是一名监理

　　一、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

　　英国作家史蒂文森（Stevenson）在其作品《化身博士》中，利用药剂从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杰克医生的身上分离出一个无恶不作的海德先生。虽说这是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但是在一人身上分裂出不同人格的情况在现实中却是真实存在的。这不是精神病的一种，是一种心理障碍的体现（就像以前人们习惯称之为“多重人格障碍”），不会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却让人常年遭到无尽的折磨甚至生命的威胁，但是却因为很多人的不理解使得患者遭受歧视。美国心理学博士卡梅伦•韦斯特根据自己人格分裂的亲身经历，写出了《24重人格》一书，详细记录了24个人格如何在他身体中撕扯着原本平静的生活，揭开了伤痕累累的往事。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就是一种极端的人格分裂，很多时候是由童年遭受的性虐待造成的，还有就是所处环境或文化背景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当孩子第一次遭受性虐待，施虐者可能是他身边的亲人或者熟识的人，他便无法接受这种恐怖痛苦的经历。他应付这种情况的方式就像兔子遇到老鹰一样，逃避、躲藏，把自己掩盖起来。他自知无力反抗，只好选择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意识会从他们身体中分离出全新的一个人格，具有与之前全然不同的性格，有时候这个性格就是患者性格的一部分，有时候这个人格就是患者的一个难以企及的欲望。当那些痛楚的记忆都交给了“另外一个人”，深埋在心中不为人知的幽暗角落后，孩子能够继续正常的生活，仿若什么都未发生过一般。如果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还会采取相同的方式防御，也许会让先前的分身出面，也许会创造一个新的分身。那些分身有了自己的性格和记忆，慢慢会发展成独自的人格和原本的孩子分离开。就像栖息在韦斯特博士身体里的那24个人一样，他们有男有女，性格各异，有沉稳的成年人，也有4岁的孩子。大多数治愈的患者要不就是将多个分身合成一个，要不就是让多个人格合作协调，也可以正常生活，就像韦斯顿博士一样。

　　在大银幕上，我们能看到不同的方式来展现双重人格和多重人格给人带来的恐惧和痛苦。“致命id”（Identity）讲述了一个试图将多重人格合而为一的故事，男主角在孩童时代曾经遭受过母亲的虐待；“布鲁克斯先生”（Mr.Brooks）中，布鲁克斯先生白天是文质彬彬、拥有巨大财富的公司老板，夜晚就成了下手狠毒、不留痕迹的“拇指杀手”，饱受良心谴责的他惊诧地发现女儿也遗传了他的性格，所有噩梦一齐扑向他；“捉迷藏”（Hide and Seek）中那个失去母亲的小女孩慢慢发现了母亲的真正死因，这都与双重人格那愤怒残忍的一面有关。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研究“双重人格”或人的两面性，这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少体现，《双重人格》里戈里亚德金在充满了偏执妄想的脑袋中幻化出另一个化身，戈里亚德金这个形象更成为了《罪与罚》中拉斯克里尼科夫的原型。只不过拉斯克里尼科夫的分身更加足智多谋，善于诡辩，他的做法（包括杀人）都能被其总结出一大套理论来支持这个做法。生活的潦倒和不甘平凡让他在心中孕育了伟大的计划，而杀人只是其中一步。

　　纵观这些描写人格分裂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大致有两个研究的方式。一个是根据善与恶的不同人格，拷问灵魂，挖掘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如此。另一个则是通过和人格的协调、抗争，自我救赎，《化身博士》、《24重人格》、“致命id”都属于这一类。“化身博士”中的杰克医生面对失控的人格，只得选择自杀，死亡是他最后成功的反抗。

　　事实上大部分作品均是选择后一种手法，能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般高度的人还是少之又少。

　　二、搏击俱乐部中的人格分裂

　　当一个人身体中的多重人格可以互相察觉互相存在甚至沟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并存意识”。不过，很多患者就算发现了其他人格，也会出于本能的否认他的存在，这让这病症更加危险。正如“搏击俱乐部”中的爱德华•诺顿扮演的角色。

　　#爱德华•诺顿的空虚生活。

　　爱德华•诺顿在影片中甚至没有真正的名字，只有数不清的假名。他就是无名小卒，活得庸庸碌碌、了无生趣，估计说了名字你也记不住，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当他空虚到极点的时候，便开始失眠。不过他并没有比常人多出来10个小时。14个小时还是24个小时，对他来说并没有区别，反正都是无所事事，翻看着宜家的宣传册，把刺激他神经的那些形状各异的家具都买下来，然后放在角落里不闻不问，挤满东西的空间也不能填补他的空虚。他甚至懒得去逛商场。喜欢是什么？他甚至没有愤怒，他就是扔在下水管道旁边的手纸，毫无用处，没人注意，期待着污水能把他冲到哪里去。背景中不断重复、把人逼疯的旋律就是他生活的写照——无聊。

　　诺顿没有什么自我认知或者定位，他甚至想通过家具、碗碟来看出自己的性格。

　　其实人格分裂的迹象早就存在于他的生活中，只是他甚至医生都无法注意到。韦斯顿博士调查过，哪怕在美国，平均入院6年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才能接受到有效的治疗和诊断，从韦斯顿在不同医院辗转的遭遇就可略知一二。大多数人在开车或者走路的时候都会走神，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记得刚才经过了哪些地方，每个人多少都具有人格分裂的倾向，这很普通，很多人都会经历。诺顿在失眠后曾经询问过医生，谈话中就提及了他经常醒过来时发现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为何来到这里。医生并没有当回事儿，只是告诉他需要好好休息。他不被理解，感到孤独，并非身患重病或者缺胳膊少腿才知道痛苦。另外一个人格早就潜伏在他的身体里，窥视着他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导演大卫•芬奇要在泰勒•德顿出现之前，就把他的几桢影像插到电影中去，在诺顿恍神的时候或者他参加互助会时，都曾闪现过身影，稍加注意便会发现。这不只是导演设置的彩蛋，很有一定深意。人格分裂很少突然爆发，那些分离出的人格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十年才会出现。也许泰勒•德顿不只一个人，在这段时间，他打败了其他不成型的人格，代表了最有力量的那个人格，也许他在伺机而动，寻找诺顿最脆弱的时候来个有力的出击。

　　#我不想是一只企鹅

　　当身处痛苦的怀抱中，周围都是发达的泪腺在作怪，你总会自然而然的哭出来。为你那些无足轻重的忧伤和郁闷。在心底深处，诺顿并不觉得自己的痛苦和那些失去睾丸的男人有什么不同。他患有沉浸在绝望中的绝症。

　　在冥想时，诺顿发现自己内心的映像是一只企鹅，这便是让他痛恨的自己。那些外表光鲜的企鹅，很难分出每个之间的区别，它们都裹着伏贴的黑白相间的羽毛，成群出现在冰川上，正如千人一面的上班族，穿着紧绷绷的小黑西服，盲目的从一个地方奔向另一个地方。滑下去，不用考虑方向。诺顿痛恨和别人相同的自己，感受到被淹没在无数个自己种的窒息。只有在互助会上他才是独一无二的，他喜欢稍微阴险的自己，看着别人为性命愁苦着，自己越发的有一种优越感，帮他走出平入的苦闷。

　　可是玛拉•辛格的出现破坏了一切。诺顿不再是那个独特的存在了，他又要和别人一样了。这也是为什么在之后的冥想中，企鹅变成了玛拉，那个“邪恶的女人”。他越讨厌玛拉，就越看到自己有多么让人厌恶。

　　#遇见另一个自己

　　汽车事故调查员的工作让诺顿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奔走，不同的时差、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家，让他对自我的认识更加模糊。他幻想着飞机出事，却没勇气去死。于是，那个英勇、不可一世、与众不同的泰勒•德顿适时地出现了。这个男人是诺顿一直梦寐以求的形象——帅气的外形，天然的幽默感，聪慧机敏，总是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且全力进攻。飞机上决不是泰勒的第一次现身，否则谁又去计划周全的炸毁诺顿的公寓呢？他们只是第一次开始沟通了。

　　对于“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最大治疗困难，不是你有多少个人格，而是每个人都极力否认事实的存在。韦斯顿博士专门分离出一个人格吓唬其他人格不要说出事实。泰勒•德顿也一再告知诺顿，不要和他人提及自己。他小心翼翼的掩藏自己，瞒过诺顿总是轻而易举，肆意寻找着独占身体的时机。

　　每个人都需要“发泄”，你可以不管他在心理学上是什么含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缓解压力和紧张的方式。搏击俱乐部的存在原因就是人们需要用痛苦来发泄内心的憋闷，他们借此展现痛苦，“伤害自己，有时是他们的分身传送出的一条信息”。所以，搏击之后，诺顿总是感觉很妙，什么事情都迎刃而解。

　　泰勒•德顿的问题总能泄露诺顿的过往和心声。他曾问诺顿，“如果让你选对象，你选择和谁打？”诺顿的答案是“老板”，泰勒则说是“我老爸”。无疑，他们选择的对象都是平时让自己受到压抑或者伤害自己的人。由于他们拥有一个身体，实际上泰勒的记忆也就是被诺顿屏蔽的往事。诺顿对自己的父亲并无印象，只记得六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他，父母的关系不佳，时常要他当传话筒。实际上也许他的父亲在童年时曾经虐待过他，而他选择逃避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不记得和父亲的任何交集。于是才有泰勒这样强硬的人格，为他挡刀挡枪，让他第一次感受到安全感。

　　#我亲爱的敌人

　　泰勒是诺顿的挚友，也是敌人。他教会诺顿直面对死亡的恐惧，这是让诺顿从头到尾一直在挣扎的原因，也是他无法摆脱泰勒的原因。逐渐的，泰勒威胁到了诺顿的存在。人们谈论的是泰勒，尊敬的是泰勒。而诺顿的举动慢慢和泰勒的形象重合，嘴里冒出的是泰勒式的语言，连泰勒式的无赖都耍得得心应手，从容的把老板吓得目瞪口呆。

　　当你习惯了同等量级的痛苦，你会感受不到痛苦，这也是为何泰勒不断升级痛苦的级别和一再接近与死亡的距离，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活着。正如吸毒的人，需要不停的吸食毒性更强的毒品才能感受到快感。

　　直到曾经的朋友悲惨地死于泰勒引起的意外，诺顿开始感受到罪恶感，开始不认同泰勒的做法。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他慢慢具备了泰勒的勇气和聪慧，他发现了泰勒创造的全新世界的致命缺陷。泰勒的世界和他原来所生活的世界其实别无二致，而且是更加糟糕的集权主义世界。不容许任何置疑。

　　三、电影的失控

　　“搏击俱乐部”原本属于一场双重人格患者的自我救赎，大卫•芬奇也安排了光明的结局，却让很多观众难以接受。主要原因出自电影的失控，导致导演想法的传达障碍。

　　当泰勒•德顿，也就是布拉德•皮特出现时，电影就开始失控了。皮特魅力四射的光芒几乎遮盖了一切，他似乎远远超过这个人物最初设定时所要达到的目的。大卫•芬奇本想塑造出一个人见人爱的形象，然后把他一拳击溃，捧上自己的最终目的，也就是电影的初衷，“爱如死之坚强”。可是嗜血搏斗的发泄场面，不知道迎合了多少深处压抑环境中的观众，挖掘出他们的愤怒，一一击灭。人们都开始被泰勒这个角色迷惑，衷心地爱上了这样的生活和痛苦带来的平静和甜蜜。就像诺顿一样。可以说，这个角色不仅脱离了诺顿的控制，也脱离了芬奇的控制。整个电影都笼罩在皮特穿着暗红色皮夹克，叼着烟，斜嘴一笑的光芒中。人们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他，认可了他，同时也认可了他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他代表了人们心中那些无法实现的反抗意识。

　　在“V字仇杀队”中，你会看到一个人的愤怒如何感染了全国的人，把麻木心灵中的愤怒扩大、升级，最后推翻了一个国家。“搏击俱乐部”中泰勒也有这样的感染力，只可惜他的目标渐渐脱离了轨道。原本想毁灭这个千篇一律的世界，却无意中又制造了另一个更加相似的世界。他训练出的“军队”和“同盟军” 们都没有思想，外形特征一致，连手上被强碱灼伤的位置都丝毫不差。他通过同化每一个人，让他们失去个体的特点，为他的理想服务。难道布满这样毫无思想的人的世界就会比之前更加好么？

　　只可惜芬奇在表现这些观点上有些力不从心，诺顿的奋起和反抗也显得有些无力和狼狈，缺乏泰勒那种“英雄”形象，这也是导致导演的本意传达不清的原因之一。泰勒的光辉形象深深印刻在了观众的脑海里，很难再接受其他观点了。人们期待更加黑暗、过瘾，而非急转直下的光明，泰勒的消失。

　　四、 爱如死之坚强

　　“假如你有疯狂的爱，假如你强烈地爱着，假如你绝对地爱着，死亡就远离了。”——《国王正在死去》尤内斯库

　　当玛拉•辛格拉着诺顿的手，看着夜空下纷纷倒塌的大楼时。我恍惚中感到，她才是拯救这个世界的人。

　　玛拉•辛格是个活得很嚣张的女人，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没什么道德观念，随手就把陌生人的衣服转卖给旧衣店。我极喜欢海伦娜•邦汉•卡特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也掺杂了我对海伦娜本身毫无道理的热爱），她虽然和诺顿都很空虚，一样去所有的互助会，但是她有着诺顿没有的从容。她吞了安眠药还要给每个人打电话求救，仿佛世界只是她嘴边的玩笑，而在自嘲外表的下面是她那颗渴望关怀的柔软的心。

　　她和泰勒之间一开始只是互相发泄的对象，单纯是“惊天动地”的情爱关系。玛拉喜欢的都是泰勒具有的优点：幽默、聪明、随心所欲，于是诺顿一开始对和玛拉之间的关系毫无头绪。随着诺顿和泰勒人格的重合，他逐渐发现玛拉激发起他心中早已死去的欲望，那个叫做爱情的东西。她大大咧咧的闯入他濒临分裂的生活，一次次有意无意的提醒他泰勒的存在。实际上，诺顿最后发现泰勒就是自己有着玛拉很大的一份功劳。她是泰勒的破绽，所以泰勒害怕她，同时又想接近她。

　　玛拉为了见诺顿，甚至说谎怀疑自己有乳癌，这是她爱情的小闹剧。在哥特眼妆的下面，蓬乱头发的下面，是颗为爱情融化的灵魂。她一方面为诺顿的喜怒无常而苦恼，一方面却为他疯狂，每次怒气冲冲的离开后，还是忍不住来见诺顿。

　　影片的结尾，诺顿在一团混乱中解除了所处大楼的炸弹，还因此挨了泰勒的重拳，被拖上楼顶。这也就是影片的开始。

　　不得不说诺顿这个人不仅意志薄弱，还很迟钝，直到玛拉遭到生命威胁时才发现自己对她的爱，是种生命中相互依赖的感觉，只有玛拉喜欢他这个“平凡”的人，在世界的尽头还会牵起他的手。她虽然总是凶巴巴的样子，其实那只是她防御的外壳，一看到诺顿被手枪打穿的腮帮子，她马上就变得温柔、体贴，尽释前嫌。

　　当世界都被毁灭，他们站立的土地也不会崩塌——爱让他们远离死亡。